《红楼梦》写的是人情大于法的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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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薛蟠争香菱打死人，贾雨村判葫芦案开始，《红楼梦》的就点明了总基调——杀人可逃法。从秦可卿开始，贾府一直在死人。

《红楼梦》以家事写国事，很多人就是不明不白地死了。封建社会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主子让奴婢去死，奴婢们也不得不死。

杀人都没事的情况下，其他偷盗、内部争斗之类，就更加不清不楚、不明不白了。每件事都不是空穴来风，作者在书中自比贾雨村，很可能这些案件他都是有明确资料来源的。只明写了薛蟠杀人一案，因为他很清楚这里面的来龙去脉，其他事件，以“家事”的名义，不查不纠，里面一种情况，外面传的另一种情况；表面一种情况，实际又是另一种情况，作者不敢、不能写实，只是从各种线索，隐隐约约判断这些事都是相关联的，但也没有确切证据，就只能把表面情况、实际线索一一呈现，读者怎样读，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各种势力角逐，流言难辨真假，民间也有反抗力量，上面又有各种监督和政治派别，佛道势力、三教九流各成一体，喊冤的、私查的、嫁祸的、报复的，各种情况都有。

《红楼梦》就是一部“女子鸣冤录”，不查就没有真凶，没有真相，谁都能杀人，谁都可能是凶手，谁都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