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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风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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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文森安排我在他河内的一处别墅休养了三天,直至我的伤不再需要他的私人医生来护理。在走私沉香一事已然查清,林嘉豪的公司得到澄清后,我打算尽快回西贡去。

阮文森安排了一辆车送我,只是他的司机没有送我去火车站,而是把我带到一处小巷,然后开车送我的人把我交给一个叫黄安的人。

初见黄安时,他戴着一顶卡其色棒球帽,穿着一件泛着浅黄的白衬衣,一条裤腰不是很合身的西裤,一双皮鞋也像是从来没有擦过鞋油。

黄安对我很客气,只要我开口说话他便会迎上一副笑脸,想来他是这样笑了许多年,已然成了习惯。

我被安排在他住的地方,然后他一个人出去替我买火车票,却没有带上我的护照。

下午,我坐在那个只有十平米的小房间里,坐在一张正对着一面半截梳妆镜的沙发上,等了将近三个小时。

黄安回来的时候满头大汗,拿着一块泛黄的手绢擦着脸上的汗水,把火车票交到我的手上。看得出,他是往火车站跑了一个来回。

我翻开支票本一样的车票,看见角落里的名字,不是我的。

他看出我的疑虑,却也没有解释,只告诉我,这没有关系。

我们在那个屋子里一直待到天黑,期间全凭他的故事打发时间。他告诉我,他其实也算是华裔,他的祖父曾经是滇军里的一个小军官,后来又成了雇佣军,他的父亲就是在那支雇佣军的营地里出生的。

他还告诉我,他从小就是吃别人家的饭长大的。他母亲很早就离开了,他的父亲只有给人家送寄养费的时候才会和他见上一面。后来,他娶了两个老婆,大概有三个孩子,只是如今却没有一个人在他身边,因为他谁也养不起。以前他住在谅山,靠在边贸口岸给人当翻译混饭吃,但后来会说中文的越南人越来越多,他赚钱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再往后,他进了阮文森的公司,靠着做些杂事度日。

晚上七点,黄安去外面叫了辆观光的三轮车。我们坐在车上,车夫随着他的指引去到一条热闹却也十分脏乱的小街,看上去就像许多年前香港中环的大排档。

黄安找了一家简陋的小餐馆,我们在一张很矮的小桌边坐下来,椅子也是那种小靠椅,夹菜时甚至需要不断的弯腰,这令我的伤口一阵一阵的疼痛。

我没有什么胃口,黄安却吃得很开心,那张笑脸也全然不似初见他时我看见的笑脸。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他端起一盘肉豆腐问我还要不要。我摇了摇头,他于是便把它都倒进了自己的碗里。过了一会儿他又端起一盘酸肉粽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依然笑着摇了摇头,他于是又做了同样的事情,直到桌上的盘子一只接一只的干干净净。

晚上九点,我坐上开往西贡的列车,我的票在座位的车厢,不是我以为的软卧。我不确信现在的状态能否坚持一天两夜。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我一点点地倾斜座位的靠背,直到我感觉腹部的伤口没有挤压感。

列车就要开动的时候,一个女人从车厢的尽头迎面走来,黑色的垂肩卷发,浅灰色条纹衬衣,修身的黑色西裤,左手一只Prada的拎包将Logo的一面藏在里侧。

她在我身边靠着过道的座位上坐下来,从她的身上飘散的香气里有大马士革玫瑰的味道。

火车开动的时候,她侧过脸来,看了一眼窗外,又看着我面露一笑,算是陌生人之间的招呼。

我沉默的回以一个微笑。

她于是用英文问我,“去哪里。”

我用越南语告诉她,“胡志明市。”

她笑了笑,朝我稍微的侧了侧身,用中文小声的对我说,“我也去西贡。”

她告诉我说,她是一个翻译。但我想,很少会有翻译从河内去西贡随身仅有一只Prada的拎包。更何况,我并没有告诉她我是中国人。

一个小时后,列车员来检票,走近时,坐在我身边的女人替我把我的车票和她的一并递给列车员,随后寒暄了几句,于是列车员没有检查我的护照,只从车票中撕下一张作了备录便走了。

她把车票还给我时,我注意到她的眼神仿佛是不经意的瞥了一眼我伤口的地方。

之后的一天两夜,除了她替我递过几次餐盒和水,我们几乎没有再说过其他的话。

第三天清早,六点,车到西贡,雨水冲刷在车窗上,模糊了窗外的站台。

车停下时,坐在身边的女人意味深长的对我说了一句“下次再见”之后,她便随着那一缕大马士革玫瑰的香气消隐在人流中。

尽管她的话令我觉着她不像是一个寻常的陌生人,但我此刻无心去猜测,疲惫与伤口的疼痛甚至令我无法去想其他的事情。

雨依然倾泻而下,我离开车站在雨中找车,被浸湿的伤口开始刺痛。我回到候车大厅,给Trista挂了一通电话,然后在火车站的洗澡间里洗了个澡,重新换了一块纱布,换了一身衣服。

半个小时后,我见到了Trista,她望着我略显苍白的脸色,沉默地递了一件雨衣给我。回去的路上,她把车开得很慢,遇着凹凸的路面她甚至会小心的避开。

回到那条熟悉的小街的时候,这个城市已然在地平线上的晨光中渐渐的醒了,雨水洗净的空气中开始弥漫机车尾气的味道。

我回到了楼上的房间,侧躺在床上。而Trista就坐在我常坐的那张椅子上默默地望着我,像是在等我说些什么。

我疲惫的一笑,“这几天快要累死了。”

她依然没有说话,只是坐来我的床边,侧身看着我左侧的小腹,修身的衬衣显然遮不住里面纱布的轮廓。

她伸过一只手来解我衬衣的纽扣。

我轻轻地捏住她微凉的手指,“受了一点小伤。”我回避着她看我的眼神,点了一支Marlboro。

“让我看看。”她依然固执的解开了我衬衣的纽扣,将衣襟缓慢地翻开来,露出里面白色的纱布,“你的药呢?”

“下车的时候我已经在候车厅的洗澡间换过纱布和药了。”

“我能看看吗?”她看着纱布问我,“我会替你重新包扎好的。”

我摇了摇头,“只是一点小伤,否则我也不可能一个人坐火车回来。”

她有些不高兴的问我,“不想让我看?”

我轻浮的一笑,“女人可是很容易爱上男人身上的伤疤的。”

“那你可错了,我可不喜欢伤疤。”她说着,固执的揭开那块纱布,露出一道被渗出的血凝结成块的药粉遮住的伤口,蹙着眉心问我:“是刀伤?”

“很浅,一道小伤口。”

“总之是刀伤。”她转身去我的提包里找消毒的喷剂、药粉和纱布,又把包里我在车站换下的湿衣服取出来放在一旁的地上。

她走回来的时候,我伸手去接她手里的纱布,“我自己来吧。”

“躺着别动。”她侧蹲在我的床边,替我小心的处理伤口,接着站起身来,沉默地拿起地上我的湿衣服下了楼去。

上午的时候,Trista依然像平日一样去她的咖啡店,我在这天早晨甚至没能吃到她做的免费早餐。我吃着巧克力,像每一个无所事事的日子一样,关着窗子,吹着冷气,看着窗外烈日焦灼的城市。

临近中午时,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我看着液晶的屏幕上方方正正的郁静枫三个字,犹豫着没有去接听,等待着打电话来的她挂断,可铃声却是一遍又一遍的响,即便那边挂断,几秒钟后又会再响起来。

我迟疑地拿起手机,摁下了接听键,平静的一声,“静枫。”

电话里,她没有多余的话,没有往常那样温柔的过度,语气就像是质问,“为什么要为了那些不相干的事去找阮文森?”

“也不是不相干,我是中介人,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你很缺钱吗?”

我没有回答,只说道:“不管怎么说,事情已经解决了,也算不上坏事。”

“这还不算坏事?”她的话听来就像是在训斥犯错的孩子,只是片刻的沉默之后,她又细声地问我,“伤怎么样?”

“小伤,在河内修养了几天,坐火车今早刚回到西贡。”

“别骗我,我都知道了。”她蓦地对我大发雷霆,又没好气的问我,“为了谁?男的还是女的?”

我沉默。

“你沉默那就是女的。”

“男的。”我不耐烦的一句。

她的语气又变得温柔,“为什么那么帮他?”

“原本就是份内的事。”

“你就不能改改吗?”她说着沉默了许久,“汐染,回来吧。”

“我想我已经习惯这里了。”

“遇上喜欢的人了?”她问。

“也许吧。”我点了一支Marlboro,坐去窗边的椅子上。

“在吸烟?”她问我,“不是不吸烟的吗?”

我没有回答。

“有空我去西贡看你吧。”她这样说着,不等我回答,挂断了电话。

我放下手机,看着液晶屏的绿光消隐,忽然想起最初遇见郁静枫的那个晚上,忽然想不起最初我和她是怎么开始的,仿佛有太多的版本,已然分不清哪一个才是最初。记忆里,清晰的好像就只剩下那个俨然分手的下午望见的灰白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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