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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 江南再成修罗场,前度杨郎今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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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的江南政策,引发了巨大的灾难。

南北一统,才过去短短一年时间,江南叛乱蜂起。

江南的豪族们,展示了巨大的割据实力和影响力。

他们有的聚集了几万人马,最少的也有几千之数。

如果只是偶尔的叛乱,那可能是当地的官僚为非作歹,官逼民反。

但如此大规模,全区域的反叛,就一定是隋朝的江南政策出了大问题。

事实确实如此。

杨坚平陈之役,以一种始料未及的速度,极为快速地完成了。

这是开天辟地的丰功伟绩,是历史上多少文武全盛的名君,毕生也无法完成的终极追求。

杨坚已经站在了历史的丰碑之上。

隋朝君臣的心态有一些飘了。

他们觉得,南朝虽然自诩衣冠正朔,文采风流,也不过是不堪一击而已。

但杨坚犯了一个错误。

陈国中央政权虽然一触即溃,但其统治下的豪族阶层,才是维系南朝政权的核心力量。

陈国的政府,并不等同于江南社会,也不能代表真实的政体力量。

晋室南渡之后,江南社会,在漫长的二百多年时间里,其发展路线就和岭南冯氏和洗氏一般,互相渗透成长,早就结成了牢固不可破的,新型豪族集团。

他们依靠九品中正制,垄断了做高官的权力,和当世的皇权,分享权力和利益。

这些豪族,他们是真正的土皇帝,在乡里具备极强的号召力和实力。

隋朝荡平江南时,推进速度过于迅速,豪族们并未展示其坚韧和强悍,反而默许了隋朝的大力扩张。

在他们的心中,却依然信奉,这一次的改朝换代,和以往几次政权的更迭,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皇朝的名称虽然不同,皇帝也改变成另一个皇帝,但他们在乡里和政府的利益,依然可以延续,也必须延续。

但是他们很快发现,时代不同了。

杨坚早就已经习惯了,经过他改造后北朝的政治体制和民情民俗。

本质而言,北朝的权力基础来自于中央的军事政治力量,然后将传统上的豪族融合于政府,再一起瓜分权力和利益。

这是一种以上统下,军政一体化的政体。

杨坚在历次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已经成功强化和巩固了皇权。

对于一心要中央集权(皇帝集权)的杨坚来说,如果说在北方,他还必须和他的权力来源的基础,关陇集团虚与委蛇。

对于江南这片土地,他却毫不犹豫地表现出,独断专行的野心。

这产生了一个矛盾。

南方是士族阶层和皇权共享共治,互相依靠,以维持和巩固其权力和利益。

杨坚作为征服者,是一个刚刚统一南北,取得了震古烁今成果的皇帝。

他想当然地复制了北朝的,军政一体化的思想和治国理念。

杨坚在心态上和事实上,是以一种征服者,居高临下的姿态,去发布命令,统治江南。

他确信,江南必须接受隋朝的政治理念。

但他的政策,直接弱化和剥夺了南朝豪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固有利益,引发了整个江南社会和隋朝直接的对抗。

杨坚在江南的四重奏,让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

江南豪族解决问题的方式非常简单,自南北朝以来,不服就干。

谁的拳头硬,就听谁的。

最大的核心问题是,杨坚过于急切地将利益收归北方,而侵犯了江南社会豪族的利益。

首先,杨坚抢了别人的饭碗。

他将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二级管理体制,裁汰了相当部分体制内的官吏。

在一吏养一家的古代,这会直接剥夺了一个家族的,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毫无疑问,夺人饭碗,总会让人不爽,并引起人的反抗。

第二点,杨坚调整更换了江南一大批的中高层官员,取之以北方的大员。

这是必然的,也是无奈的行为。

陈国灭亡之后,陈后主及其政府官员,全部北上,进入隋都大兴城。

这支北上的队伍,浩浩荡荡,绵延五百里,蔚为大观。

可以想见,陈国的中坚力量层,会一扫而空。

这在客观上产生一个空层,那就是合适的上层官吏严重不足。

并且,杨坚的本心,也想主动改变,世家大族对江南的控制。

他以一种征服者的姿态,更换了江南大批的中高层管理者。

这传递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信息,即杨坚不会保护和照顾,原来江南社会的,既得利益者的权利。

第三点,杨坚的“国有化”遭到了坚决的抵制。

杨坚低估了江南豪族的力量。

他粗暴而直接地和江南的豪族正面对抗。

杨坚采取了象北方一样的“大索貌阅”,即全面做人口普查,但他切入的时间过于急切了。

这直接损害了既得利益者的权益。

因为,这部分人口,原来都归属于陈国大大小小的豪族集团,这本来就是他们的私人财产,现在,杨坚要将这些人口的红利,收归国有。

这些行为,强抢了江南豪强们的奶酪。

最后,杨坚采取了一种简单的机械式的,强制型思想灌输方式。

杨坚以忠孝立国,苏威将它总结成五教,即儒家所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五孝本身充满正能量,也是一种高明的政治之术。

苏威将家和国混为一体,以小家的孝,引至大家,也就是国家层面的忠,导孝为忠。

全社会,每个人,都为忠臣孝子,自然有利于统治。

苏威将五孝的内容具体化和细节化,命令江南父老,民无长幼,全部背得滚瓜烂熟。

这种高压式,教条式管理,搞得民怨沸腾。

江南已经处于火山口。

杨坚的江南政策,太过激切,推进的方式,也存在很大的想当然,这引起了江南社会的反抗。

但直接引发大规模叛乱的原因,却来自于一个,可能是真实的谣言。

江南富庶之地,民间传言,隋朝会把当地土着大姓,分批全部迁往关中。

这在当时,是一条谣言,但也可能成为既成的事实。

在历史上,为达到彻底的征服,迁徙战败国的原住民至偏远之地,是一种惯例。

与其重新让他们接受新的思想,不如空出土地,重新培养一批新的听命的民众。

新韮菜总是容易收割一些。

这种治理风险,也要小得很多。

当年隋朝在攻占梁国的江陵之后,一次性就迁徙了十来万军民,北上进入关中。

而在不久之前,杨坚就已经征发了陈国整个朝廷的精英们北上。

当尘埃落定之时,第二批次,再征发江南社会的核心力量,也是可能的,潜在的反抗力量,这是可以想见的合理政策。

既具备现实性,也具备可能性。

而杨坚在平陈之后的政策,已经足以让人判断出,他对于潜在的反抗力量,已经开始着力压制削弱。

比如,杨坚发布了一道诏令,在平陈之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禁卫九重之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

天下太平之后,杨坚在诏令之中,让人弃武从文。

“武力之子,俱可学经;民间甲仗,悉皆除毁。”

而于江南之地,杨坚特别发布了一条“禁江南造大船诏”令。

杨坚写道,“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三丈以上,悉括入官。”

显然,杨坚在有计划,分步骤地消除社会上不稳定和反抗的力量。

那么,征发江南的豪族入关,完全是可能的。

第一批入关,有一个叫韦鼎的官僚,就很有代表性。

他曾经出使北周,一见杨坚之后,大为倾心,并且,他做了一个预言。

他当着杨坚的面说:“公(杨坚)当大贵,贵则天下一家,岁一周天,老夫当委质于公。”

韦鼎并不只是说说,他也确实这样做了。

杨坚登基之后的第九个年头,发动了平陈之战,但韦鼎很早就开始变卖田宅,为北上做准备。

当同朝为官的毛彪问他原因时,他毫不掩饰地说:“江东王气,尽于此矣!吾与尔当葬长安。”

可见,一旦北上,再无南返之日。

但是,人离乡贱。

江南之人,故土情结非常浓厚,在面临这种可能的生死存亡面前,他们选择相信谣言,并且反抗。

毫无疑问,顺从则死,而反抗,则可能求生。

于是,江南复叛。

这是一场全民的,全方位的,大规模的叛乱行动。

当时江南在籍户口六十万,参与者竟达到三十万,这显然是一个让人非常吃惊的数字。

情况立即变得非常糟糕。

这些叛乱,虽然没有一个为首的统领,但规模却非常大,有些还自称皇帝,手下叛军,强者数万人,弱小者也有几千人。

反叛是暴力而血腥的。

他们拘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脔其肉而食之,并且说:“更能使侬诵五教邪!”

这是必须要正面快速处理的急务。

杨坚一面反思战后江南政策的得失,一面派出了二个杨姓军政核心人物,再下江南。

这二个人,一明一暗,一软一硬。

一个是明面的杨素,需要以粗暴的武力,再平江南。

另一个人,却是杨坚的二儿子,上次平陈的统帅,晋王杨广,他将坐镇扬州,以一种全新的政策,治理江南。

二个杨郎,再下江南,他们将决定江南的命运。

江南,也即将开创它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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