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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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罢相其实早有征兆，以北宋的政治传统来讲，王安石能够在朝中主持变法多年屹立不倒才是奇迹，而这个奇迹最终也没能抵挡得住政治环境的恶化。

熙宁三年二月，已经出任地方的前任宰相韩琦上梳，提出了在他辖地的河北地区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青苗法是按百姓的贫富程度划分成五等来发放贷款的，最富的一等户放贷额度最高，最低的五等户放贷额度最低。

金融从业者都了解这么一个原则，那就是为了控制风险，越是还款实力强的越要给予其大额贷款，而越是还款实力弱的越要减少对其的贷款额度。

而青苗法，说白了就是国家主导的一项金融政策，既然是金融政策就必须要遵循金融风控的原则，可问题又回来了，国家跟金融机构能一样吗？金融机构嫌贫爱富，具有天然的逐利性，而国家是要控制贫富差距的，天下苍生必须一视同仁。

韩琦在奏疏的最后提到，河北地区大量富户借到贷款之后自己用不上，就把贷款又放给穷人，穷人还款时候就要还远高于青苗法的利息。原来只是富人盘剥穷人，现在政府在里面插了一脚，变成了政府和富人一起盘剥穷人，民不聊生。

韩琦对英宗和神宗有恩，神宗一向很尊重韩琦，奏疏也很重视，把奏疏拿到中书给宰执们看，说韩琦这份奏疏反映了一些问题，青苗法在地方上的推行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

王安石一听就不乐意了，合着我在这儿辛辛苦苦的搞变法，神宗您听到前朝老臣上梳就开始动摇了，反驳神宗说就算是青苗贷款强行摊派下去，总的来看对国家还是利大于弊，怎么能因为一点儿反对声音就打退堂鼓呢？

眼见神宗有所动摇，气愤的王安石称病不朝了，神宗考虑再三，下诏要求废止青苗法。正常情况下皇帝的诏令必须经过宰执的商议之后才能颁布，宰执里的主心骨不在，神宗不敢擅自做主，于是就叫副宰相赵拚去请王安石回来上班。

王安石拗得很，你不是动摇了吗？我不玩儿了，上梳一封请求罢官离京。

神宗就算再怎么动摇也不能没有王安石，为了劝慰王安石，神宗找来翰林学士司马光替自己写一封诏书表明对王安石的信任，宰相大人你赶紧回来吧。

神宗真是找对人了，作为王安石执政的死对头，文采飞扬的司马光先生可毫不客气，诏书里夹带私货，狠狠的嘲讽了王安石一番，说王安石搞变法搞到一半，把国家搞得鸡犬不宁百姓遭殃。

要放一般人写一封不痛不痒的诏书、，王安石估计看了之后不会当回事儿接着装病，可司马光的嘲讽太深刻了，给王安石惹毛了，马上就回了一封奏疏针对嘲讽一一辩解。

神宗收到王安石的奏疏一看满腹狐疑，怎么奏疏里言辞这么激烈，再回头一看司马光给自己代笔的那封诏书全明白了，司马光这货是在嘲讽王安石呢，赶紧又亲自写了一封诏书给王安石赔不是，解释上一封诏书是司马光写的不是自己本意，以后一定自己亲自拟定诏书。

君臣二人经过这一番波折，反而消除了误会，王安石又回到朝中继续主持新法。

惨遭司马光戏耍之后，王安石提高了警惕。正巧这时候老宰相富弼彻底辞去了相位出任地方，枢密使陈升之进入中书任次相，枢密院依次递补后空出了职位，神宗想提拔司马光进入宰执担任枢密副使。

王安石找到神宗，劝神宗说司马光表面上劝谏皇帝，其实都是给下面的官员做样子看的，只不过是沽名钓誉而已，让他发发牢骚上上奏疏可以，但让他进入宰执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他不行。

王安石觉得司马光不行，司马光觉得王安石瞎搞，使者把枢密副使的任命诏书给司马光送了九次，司马光上梳拒绝了九次，在奏疏里推辞说，编修史书、做学问、提意见，这些自己都擅长，但是真正让自己进入宰执担任枢密副使，那陛下你先把新法废除了再说。

在王安石的极力反对下，司马光最终没能进入宰执，熙宁三年九月，眼看阻止新法无望的司马光连续上梳辞官外放，神宗多次挽留无果，安排司马光出任陕西永兴军地方长官。

司马光离开不久，曾公亮以年老提出辞官，接着陈升之母亲去世回家丁忧。到了熙宁三年十二月，王安石升任首相，经过多年的改革和政治斗争，王安石站到了大宋政治舞台的权力巅峰。

升任首相后的王安石更忙了，新法本身需要加大推广力度的，地方上的新法执行的不到位的，朝廷里对新法有意见的等等都需要他去处理。

新法的执行有吕惠卿等得力助手分工协作，而王安石要把朝中的反对声音及时扑灭，在司马光离开中央之后，反对新法最大的刺儿头就是苏轼。

苏轼与苏辙兄弟自幼出生成长在四川眉州，父亲苏洵和母亲程氏非常重视两兄弟的教育，从小教育两兄弟各种古籍经典，两兄弟学习方面天资聪颖，有如神助，尤其是苏辙，读完一本书可以轻松复述，过目不忘。

天才兄弟一路读书升级，嘉佑二年父亲苏洵带着两兄弟进京参加科举考试，二十岁的苏轼和十七岁的苏辙双双进士及第，而且都名列甲等，一下子名动天下。

三年后的制科考试，由于苏辙极富争议的文章还引发了朝廷多位大佬激烈争论，最终两兄弟制科再次双双高中，苏轼还取得了百年了第一回制科三甲的好成绩。

在这样的基础上，两兄弟的仕途前景不可限量。而由于反对新法，苏辙在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后没多久便被贬官外放，苏轼此时担任阁臣，虽然不直接参与变法具体事宜，但对新法仍然持反对态度。

在变法的过程中，除了王安石受到无数攻击外，神宗也承受了许多压力，从后宫到朝廷再到宗室，不少人质疑神宗改变祖宗法度，违背轻徭薄税的传统。为了坚定改革决心，王安石向神宗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理念，想要变法，就一定要乾纲独断坚定的执行下去。

苏轼对王安石的变法理念完全不认同，在一次科举考试的策论中，苏轼担任考官，就出了一道策论题目，说司马炎独断专行伐吴最终统一天下，苻坚独断专行伐晋最终身死国灭，大家论述论述这君王独断专行是不是对国家有好处？

王安石变法以来，对教育事业非常重视，亲自主持编纂了《三经新义》等着作，并明确将着作作为科举考试的参考书目。书中均体现了改革变法的思想，为的就是让天下读书人都成为王安石的门生，都认同变法图强的思想。

苏轼这种夹带私货的行为显然是王安石不能忍的，为了防止苏轼在教育领域搞小动作，王安石安排亲信弹劾苏轼。

谏官们罗织了一堆罪名弹劾苏轼，经过朝廷调查全都不属实，但是苏轼深切感受到了王安石的敌意，惹不起我躲得起，苏轼本身对位极人臣也不是很热衷，于是自请罢官外放，去了杭州担任通判。

除了司马光、苏轼这样旗帜鲜明的反对新法外，新党内部也出现了分裂，熙宁六年下半年，北宋发生了大旱，大量田地歉收，百姓流离失所。神宗下诏求言，新法骨干成员、时任三司使的曾布上梳，称新法中的市易法对百姓盘剥过重，请求罢黜市易法。

奏疏一上就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还改革呢，新党内部就出了叛徒，大家都等着看王安石笑话。神宗不表态，把奏疏转给中书处理，王安石气的大骂曾布，曾布自知理亏，只好自请罢官离开朝廷。

王安石在朝堂上高接抵挡，不停化解着旧党的攻击和内部的分裂，但神宗毕竟年轻，在旧党软硬兼施下逐渐动摇了。

熙宁年间，仁宗皇帝的皇后曹太皇太后依然在世，太皇太后对新法非常反感。神宗与弟弟岐王赵颢在一次给太皇太后请安时，太皇太后就劝神宗，祖宗法度不能轻易改变，听说青苗法免役法搞得民怨沸腾，最好还是废除。

神宗赶忙解释，都是利国利民的法令，没有加重百姓负担。

太皇太后又说，王安石这个人确实能力很强，但是在朝中树敌太多，皇帝如果想保全他，不如先暂时将他外放避避风头，等朝政稳定了再回来。

神宗一听就急了，王安石是变法的顶梁柱，想要变法图强富国强兵，没有王安石是万万不行的。

岐王在一旁看哥哥跟奶奶你一言我一语的言辞越来越激烈，好心劝神宗，太皇太后说的话，陛下不能不慎重考虑。

谏官们骂，地方官反对，老宰相们也都反对，太皇太后也在施压，神宗一直处于一种精神压力极高的状态，奶奶教育我也就算了，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当弟弟的也来说我两句？

神宗怒斥岐王，是我败坏天下，你岐王来做皇帝吧！

岐王吓得跪地大哭请罪，陛下何必如此生气。

一场例行的请安，以太皇太后、神宗、岐王三人不欢而散结束。

后宫的压力虽大，却还不足以改变神宗变法的决心，直到后来神宗看到民间疾苦时方才真正动摇。

动摇神宗的这个人名叫郑侠，时任开封安上门门监。

郑侠年轻时就与王安石认识，王安石欣赏他的学识多次嘉奖鼓励，后来宗治平四年考中进士入朝为官。熙宁变法后王安石提拔郑侠进京为官，但郑侠在地方上做官的几年目睹新法扰民，成为了新法的反对派，对王安石的提拔坚决拒绝。

王安石好不容易培养起来一个嫡系，就这么成了敌人，只好把郑侠贬官打发他去做了个闲职，给首都看大门去吧。郑侠任门监之后没有消沉，仍然经常给朝廷上梳新法的弊端，其中一些建议也确实得到了王安石的采纳。

但郑侠的目的明显不仅仅是新法的部分调整，而是全面废除。熙宁六年旱灾期间，神宗愁眉不展，以为是新法触怒了上天。王安石安慰神宗说，水灾旱灾都是常见的自然现象，就算是尧舜在位的时候也有过灾情，现在发生旱灾我们应当尽力救灾来渡过难关。

神宗一边担心着是不是自己皇帝职责没做好而被上天怪罪，另一边郑侠就上梳了。因为长期驻守城门，郑侠目睹了旱灾以来城外大量流民路过，将流民画成了一幅画，起名《流民图》，然后连同弹劾新法的奏疏一起上梳了。

正常情况下，所有上梳都要经过中书才能呈给皇帝，郑侠的上梳毫无意外的被中书扣了下来。不过郑侠有办法，他不是管首都大门的吗，给传令兵假传军令说是紧急军情，必须马上上奏神宗，于是这幅《流民图》最终来到了神宗面前。

史书记载，神宗看了《流民图》之后，连声叹气，把画拿回后宫晚上接着看，一整夜都没睡。

中国古代社会，只要不是个别丧心病狂的，皇帝们基本上都是非常爱惜老百姓的。郑侠用《流民图》击中了神宗爱民的心，接着又用毒誓导演了一出天人感应的戏码，让神宗不得不敬畏。

郑侠在奏疏中说，天下大旱，这是上天在怪罪陛下推行新法，请陛下废除新法，自己以性命担保，只要新法废除，十日内天不降大雨的，请求把自己推出宣德门斩首。

神宗畏惧了，第二天下令青苗法、免役法暂停执行，方田均税法、保甲法废止。

新法停止的第三天，天降大雨。

天不佑大宋。

这场大雨改变了神宗对于富国强兵的战略思考，也浇灭了王安石的改革热情。面对着矛盾几乎已经无法调和的朝堂，王安石上梳请辞，神宗再三挽留不住，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辞任首相离京赴江宁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