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流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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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宗亲政后的指导思想是全面恢复新法，因此重用新党骨干大臣是重中之重，在当年王安石几位核心骨干中，蔡确已经病逝，吕惠卿因为背叛王安石被新旧两党摒弃，章惇回京任相，还有一个曾布，哲宗也把他召了回来任翰林学士。

虽然熙宁年间曾经反对新法，但曾布在新旧两党中口碑一直不错，并未因为倒戈而被大家视为叛徒，因为曾布的倒戈与吕惠卿完全不同。

吕惠卿背叛王安石，除了背叛王安石的执政理念，更多的是在背叛王安石个人，想取王安石而代之。而曾布不同，当年曾布上疏市易法的种种弊端，是因为市易法真的有问题。

而曾布之所以会发现市易法的弊端，源头还在于神宗。

熙宁七年，新法的施行已经逐渐深入的情况下，各项法度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其中对市易法反对声最大。

市易法是在开封和其他大城市设立市易司，平时平价收购滞销的商品，待商品短缺时平价售出，一方面减少商户们的商品滞销的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政府出售商品的收入。

看起来法令确实不错，市易法施行之初政府给了大量储备金用于经营，很快的，各地市易司因为资金实力雄厚又背靠政府，成为当地日常商品的专营机构，不管你这商品滞销不滞销，反正市易司来了，都要掺和一脚。

这种经营模式挣了不少钱，但也严重破坏了地方上的商品经济，政府垄断了货源，大小商贩都进不来货，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经营，纷纷破产。

商人虽然地位不高，好歹也是大宋子民不能坐视不理，曾布经过调查，将具体问题如实汇报上疏神宗。

市易法问题这么大，难道王安石都不知道吗？

王安石是知道的，实际上每一项具体的新法或多或少都存在问题，王安石也都知道这些问题的存在，可王安石是首相，新法中最重要的青苗法、免役法和保甲法才是他要亲自全力贯彻的法令。抓大放小，其他的法令一般都是吕惠卿、章惇、或者曾布本人去督办。

王安石气的是曾布不打招呼，不给自己汇报而是直接去汇报给了神宗。

曾布时任三司使，在宋朝政治框架中，三司同中书、枢密院、翰林学士院、御史台、谏院这些机构一样，是属于皇帝直管。但由于事分轻重缓急，中书和枢密院两府的领导才是宰执，其他机构的领导只能算是普通高级官员，类似于不进常委的委员。

既然不进常委不是班子成员，那班子里肯定有分管你的领导，王安石一手提拔了曾布，是曾布的亲密领导，有事儿却直接汇报给神宗，你说王安石气不气？

王安石很生气，曾布却很委屈，因为这活儿是神宗亲自安排给他的。

当时主抓市易法的是吕惠卿，神宗安排曾布调查，曾布只能领命，调查出来的结果各地市易司确实存在严重的垄断商品垄断经营现象，完全脱离了市易法的本意。

曾布上疏之后，引起王安石和吕惠卿的强烈不满，于是吕惠卿直接上疏弹劾三司账本中英宗治平年间与神宗熙宁年间国家岁收几乎没什么区别，但根据全国各州县的统计数字和户部的统计数字，熙宁年间变法之后收入大增，不知多出来的钱被三司统计到哪儿了？

涉及到会计记账，这可是所有新党的强项，吕惠卿攻击曾布账务混乱，其实说的也对，三司的账确实乱，熙宁年间新法增加的收入没有及时统计，反而治平年间皇帝内帑的收入都算到了国家岁收中去，所以账面上看起来新法施行之后，好像国家也没多几个钱。

要放在现代社会，就这种记账水平估计上市公司早就破产了，但是在宋代这个问题不怎么严重，国家本来就不怎么在乎记账，所以说吕惠卿攻击的很对，但事儿本身是个小事儿。

小事儿不小事儿，总归是工作失误，王安石的斥责加上吕惠卿的弹劾，曾布也感到自己无法长期立足，干脆自请外放吧，熙宁七年八月，曾布离京先后出任饶州、广州等地。

哲宗即位后，曾布因为曾经客观公正和相对温和的执政态度被召回朝中担任翰林学士，司马光复辟旧法尽废新法，曾布再次上疏劝谏不要瞎搞。

不要以为我曾经对新法的部分不合理之处仗义执言就以为我成了旧党，改革才是这个国家的生存之道。

反对旧法的曾布再一次被贬谪、先后在太原府、真定、河阳等地任职。绍圣元年哲宗终于亲政，先后把章惇、曾布都召了回来，恢复新法，重振大宋。

曾布回朝重新任翰林学士时，章惇已经成为首相。新党论资排辈，章惇下来也就是曾布了，按道理章惇出任了首相，曾布理应出任次相。

曾布满怀希望更进一步出任次相时，哲宗下达任命，曾布出任枢相。

很微妙，也很坑爹。

在宋朝中央宰执班子中，有着严格的地位排序，地位最高的自然是首相，元丰改制之前叫同平章事兼昭文馆大学士，元丰改制之后叫尚书左仆射；接下来是次相，元丰改制之前叫同平章事兼集贤殿大学士，元丰改制之后叫尚书右仆射。

首相次相轮下来才是枢相，元丰改制之前叫枢密使，元丰改制之后叫知枢密院事，我们简称枢相。

接下来是两到三人的副宰相，元丰改制前后称呼又各不相同，之前叫参知政事，之后叫门下侍郎或尚书左右丞，副宰相无固定排位，一般论资排辈，当然也有强势副宰相主持朝政的情况，比如之前范仲淹搞庆历新政时就是以副宰相身份推行。

副宰相在下面才是副枢相，元丰改制前后称呼也各不相同，之前叫枢密副使，之后叫同知枢密院事，我们简称副枢相。

啰啰嗦嗦说了一大堆，归根到底就一句话，在章惇的建议下，哲宗没有给予曾布次相的任命，而是给了他枢相的任命，枢相当然位高权重，可只能算是中央三把手。

章惇宁愿次相之位空着也不推荐曾布出任，不仅仅是对曾布不信任，更多的是要大权独揽，唯我独尊。在绍圣年间，北宋中央罕见的出现了“独相”的局面。

独相章惇一边全面恢复新法，一边全力打击旧党，已经去世的司马光、吕公着等人被下诏追夺封赠，其他活着的旧党骨干如吕大防、苏辙、范纯仁等人也是被一贬再贬全部贬到岭南。某些虽不是骨干名气却很大的旧党如苏轼也享受了类似的待遇，一贬再贬贬到了海南岛。

随着对旧党官员的打击迫害进入到高潮，中书已经等不及谏官弹劾、官员请辞、贬出开封这一系列传统操作了。在章惇的授意下，在京城同文馆辟出了一间专门用来审问旧党官员并草拟贬谪诏书的办公室，对于早年曾经在奏疏中有对新法不敬讥讽朝政的，更是直接逮捕下狱听候发落。

同文馆作为打击新党的重要场所，自然要由办事得力的心腹大臣掌管，章惇挑来挑去，挑中了蔡京。

当过元佑年间复辟旧法模范官员的蔡京神奇的成为了章惇的心腹，不能不说蔡京确实很有两把刷子。

蔡京也没让章惇失望，贬谪了一大批官员，并且随着打击的深入，蔡京接到一条重要指控，前任首相蔡确之子蔡渭举报文彦博之子文及甫涉嫌谋逆。

谋逆的罪证是文及甫曾经给刑恕写过一封信，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又济之以粉昆朋类错立，比欲以眇躬为甘心快意之地”。

司马昭我们都很熟，这位兄弟做了什么我们也都知道。蔡渭举报说文及甫掌握重要谋逆大案信息，司马昭是在说时任副宰相刘挚，刘挚想效法司马昭行废立之事，废掉哲宗另立新帝。

在给蔡确平反时，蔡渭见到了哲宗，于是蔡渭就先把谋逆之事举报给力哲宗，哲宗转交中书然后章惇安排蔡京跟进，由于此事已通天，蔡京不敢怠慢马上把刑恕和文及甫找来问话，得知确有其事，文及甫确实写了这么一封书信。

以前苏轼、蔡确写诗时，都是隐晦的借物咏志或是借古讽今，文及甫真是好家伙，直接把司马昭写上了，这不就是自己往外送人头吗？

在蔡京等人的审问之下文及甫招供，说司马昭就是元佑年间旧党副宰相刘挚，粉昆是次相韩忠彦，眇躬说的是哲宗，两人曾想要阴谋废掉哲宗。

文及甫毕竟是元佑年间宰相文彦博之子，所招的供有一定价值，但他毕竟只是宰相之子并非宰相本人，不能说他说其他宰相谋逆其他宰相就真的谋逆。

经过深入调查，谋逆案结案，章惇亲自给案子定调，旧党刘挚、梁焘、王岩叟等人确实有谋逆的打算，只不过没有付诸行动。

章惇此时已经杀红了眼，不分是非曲直非要把旧党杀个一干二净不可，冤冤相报何时了，何苦呢？

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

在章惇的授意下，已经去世的刘挚、梁焘、王岩叟等人不再追究，但其子孙恩荫全部革除，贬到岭南。

电视剧《风云》里有句话说得好，凡事太尽，缘分势必早尽。

眼见着章惇乾纲独断把持朝政，满朝文武都惟章惇马首是瞻，曾布渐生反感，凭什么他章惇就可以呼风唤雨，我曾布就不行？

绍圣三年五月，就在章惇打击旧党的高潮期间，曾布上疏一封弹劾副宰相蔡卞和首相章惇，说蔡卞谄媚章惇，章惇独断专行，两人蛇鼠一窝有害朝廷。

仅仅上疏还不够，曾布又多次告诉哲宗，章惇蔡卞对元佑年间官员打击面太广，不利于朝政稳定。到了后来曾布干脆直接跟章惇对着干，凡是中书排挤贬谪的，枢密院就招过来用，很多官员就从东府摇身一变跑到西府任职，品级待遇不变，还怪美的。

成为敌人的曾布没能把章惇怎么样，但中书枢密两府基本上撕破脸皮，首相章惇和枢相曾布也彻底决裂。

在朝廷做事无非也不过混口饭吃，中书不留爷枢密院留爷，在哪儿不是干呢。在曾布的大力笼络下，枢密院汇集了不少旧党势力，曾布也笼络了不少人心。

曾布虽然笼络人心，但也仅限于有条件的把部分温和旧党笼络过来，因为在当时最大的新党就是哲宗自己，皇帝坚持新法，曾布即使想通过新旧平衡来保持中立，在必要的时刻也必须表现出新党的坚定立场。

比如在对西夏的持续打击方面，曾布就必须保持与章惇和哲宗的高度一致，强硬对外。